【民建先贤（5）】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办公室里的三位民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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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民政协报》刊登了文章《新政协筹备会秘书长办公室的“八大员”》，介绍了新政协筹备会中的8位秘书长，其中孙起孟、阎宝航、罗叔章三位是民建成员。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略有增删）。

笔者在最近发现的一份“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里看出，其中列了8位秘书长的办公电话号码和秘书处办公室、行政组、文书组、新闻处办公室、摄影组、庶务处等的电话号码。这是一份珍贵的档案材料，可以从中看出新政协筹备会早期的组织架构。

孙起孟：党外布尔什维克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四位是孙起孟。

孙起孟1911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1918年，随父母迁居苏州。1929年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任训育主任。1936年，应黄炎培之邀，孙起孟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任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赴重庆，任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办事处主任。

1939年夏，孙起孟曾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鼓励他服从革命需要，并以党外布尔什维克相勉。此后，孙起孟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愈加紧张，很多共产党员需要转入地下工作。1942年至1946年，在昆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任职的孙起孟，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不少共产党员，并掩护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周恩来为解决副官、红军老战士钟韵夫妇的职业掩护问题，亲笔写信给孙起孟。孙起孟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立即安排钟韵夫妇住在职教社，并委任钟韵为总务主任。钟韵利用学校总务主任这一身份的有利条件，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云南办事处的储藏室里，架设了一部秘密电台，及时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现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里，还陈列着一部电台实物，它的存在不仅是作为纪念，更多是向观者讲述孙起孟掩护“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钟韵机智勇敢地应对各种复杂环境、发送情报的故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孙起孟与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厥文等爱国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建国会的相关事宜。12月16日，民建宣告成立，孙起孟当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1946年1月，民建举行招待会，发布民建成立经过，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来祝贺的。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公开宣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起孟被推派为民建驻港代表，建立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系。

1948年12月26日晚，李济深、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20多位民主人士在中共安排下，登上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离香港，开始北上。1949年1月10日，孙起孟一行到达沈阳，受到中共代表李富春、张闻天的热烈欢迎。到东北之后，他们先后参观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使他们观感一新、心情激动。

2月25日，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罗叔章、胡子婴等一行 35 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天津的李烛尘、资耀华也于同日乘车到达。至3月底，民建的主要负责人都已陆续到达北平。

孙起孟到北平后，随即抽调到筹备新政协的具体工作事务中，住进中南海，开始了更加繁忙的工作。

阎宝航：周恩来单线联络的“秘密党员”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五位是阎宝航。

阎宝航1895年4月出生于辽宁海城望台乡。1913 年，阎宝航考入当时东三省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校读书期间，他受到西方文化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集会，开始苦苦寻觅救国之路。

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专收无力就学的贫苦儿童，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学生数千人。1920年，阎宝航得到青年会干事普赖德的赏识，被派往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在北京，阎宝航受到五四爱国反帝思想的强烈影响，爱国热情被进一步激发。回奉天（沈阳）后，阎宝航被任命为青年会学生部干事，与思想进步的会员高子升、巩天民等在每周三晚上研究讨论新思想、新文化，成立了奉天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星期三会”。

1927年“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一心向党的阎宝航向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吴立石提出入党申请。中共党组织出于多种考虑，加之青年会已经为其办好留学手续，所以告知他入党问题待时再行讨论。

1929年春，阎宝航在英国完成学业回到奉天出任青年会总干事，而此时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步加紧。阎宝航与一些爱国志士组织发起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和“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也就是在这一年，作为中国代表团奉天筹备会主任的阎宝航，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并带到第三届太平洋国际会议上散发，彻底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野心。

此后，阎宝航两次主持声势浩大的禁毒活动，查获焚毁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余两，彻底激怒了日本侵略者。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日军悬赏 5000 大洋捉拿阎宝航。阎宝航孤身离开沈阳，来到北平，与高崇民、卢广绩等人组织流亡民众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他还将每月18日定为“亡省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不断发展之时，阎宝航提出义勇军应“切实治理，促成铁的组织，方能临阵杀敌，卫国保种”的建议，同时决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举办训练班，为义勇军培训输送军政干部。1932年2月24日，阎宝航在北平奉天会馆内创办第一期“政治训练班”，开设军队政治工作、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及敌情侦探等课程。经过短期培训后，大部分学员被派到东北义勇军中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在北平成立东北救亡总会。七七事变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北救亡总会总部不得不迁至南京阎宝航家中。其间，周恩来经常到阎家与救亡总会领导人谈话，并告诉阎宝航等人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阎宝航再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37年9月，阎宝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单线联络的“秘密党员”。

东北救亡总会一分为三，阎宝航率总部迁至重庆。除全力以赴做好东北救亡总会工作外，阎宝航还先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全国抗日将士慰劳会总干事等职。也正是这些职务和头衔，为他结识国民党要员、搜集情报提供了便利。1939年，阎宝航在重庆北碚购买一幢宅第，将中共电报员张志敏和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秘密安置下来，设置无线电台，成立情报机构。阎宝航按照周恩来指示，高度关注并搜集情报，格外关注日、德两国动向。

1941年春，阎宝航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机要人员处获得“德国将于该年6月20日前后突袭苏联”的情报，迅速将情报转送到莫斯科。11月下旬，阎宝航又从军统破译密码机构，获悉日本将对美国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靠情报，以及日军调动兵力的种种消息，迅速报告党中央并转给苏联。1944年秋，阎宝航通过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派出一批特工、政工人员，将其传送的东北日本关东军情报进行汇总分析，最终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兵力分布、兵器兵种、军事要塞、布防计划甚至将领花名册等资料，一并交给中共南方局，并经中共中央迅速通报苏联。

阎宝航取得的以上三份情报，对扭转二战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因此得到了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阎宝航当选为监事。1946年6月16日，阎宝航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推派为赴南京请愿团9人代表之一。在南京“下关惨案”中，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人被国民党特务打得多处受伤, 血流满面。

抗战胜利后，按照党组织安排，阎宝航于1946年秘密潜回东北解放区，被推举为辽北省政府主席。1949年5月，奉命调回北平，任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

罗叔章：负责与妇女代表相关的工作

新政协筹备会电话号码表上的第七位是罗叔章。

罗叔章1899年12月21日生于湖南省岳阳县一个书生世家。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岳阳县新创办的洞庭女校。两年后，又考上长沙第一公立女子学校和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业结束后，决定彻底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到安徽滁县公立女子学校任教。她经常与学校中倾向进步的教师讨论国家大事，阅读新思潮的刊物，自费参加陶行知、黄炎培创办的南京东南大学暑期教师讲习班学习。1923年，罗叔章由黄炎培介绍，先后去荷属东印度婆罗洲（现印尼加里曼丹岛）、爪哇岛的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等地华侨学校任教。

1932年，她从暨南大学毕业，到南京交通部审计处工作，并继续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1934年，罗叔章在上海中国女中、培明女中和量才补校任教，在女工和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这一年，罗叔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罗叔章被选为理事。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1月23日，全救会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罗叔章积极投身到反迫害和营救运动中去。

全面抗战爆发后，罗叔章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创办中华女子初级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大多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工作。这个学校也成为了中共进行秘密活动的据点之一。在上海失守前，罗叔章取道香港，撤退到广州。不久，又到长沙和罗琼等人参加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干部训练班的组训工作。后因党的工作需要，她离开长沙到武汉。在中共中央武汉办事处，罗叔章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

1938年5月，罗叔章在武汉参加了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号召妇女群众起来参加抗战，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同月，在党的领导和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呼吁与倡议下，罗叔章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武汉撤退前，得知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第一保育院有500 多名难童饥寒疾病交加、无人管理，邓颖超推荐罗叔章到均县担任保育院院长。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她克服重重困难，将全体儿童与职工平安带到重庆，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1939年，国民党政府对外消极抗日、对内积极反共的阴谋日益暴露，罗叔章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从事工商界和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罗叔章于1942年2月筹款创办了重庆第一制药厂并任经理，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和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抗战胜利后，在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下，罗叔章先后参加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工作。这三个团体的成立及工作的开展，有力推动了经济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罗叔章当选为理事。

1946年春，罗叔章按照党的指示，从重庆回上海，在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发动工作，并广泛接触了上海工商界的上层人士。5月5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通过了致蒋介石、毛泽东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6年6月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会推派代表团赴南京请愿，民建会员胡子婴、罗叔章担任秘书。“下关事件”发生后，罗叔章等人无法在上海继续工作。党组织决定让她撤离国统区，以探亲的名义，乔装进入东北解放区。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罗叔章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上海解放后，罗叔章又回到上海。不久北上入京，抽调到新政协筹备会，负责与妇女代表相关的各项准备工作。9月21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本文素材来源于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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